商人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标，赚钱是商人活着的根本所在。生意场上的激烈竞争不必多言，怎样才能在商场中成就一番惊天大事业，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都在考虑的问题。拿破仑有句名言：“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。”同样一个不想做大生意的商人也不是一个好商人。
胡雪岩曾经这样表述过他的商业思想：“生意做得越大，眼光就要放得越远。做大生意，一定要看大局。你的眼光看得到一县，就能做一县的生意；看得到一省，就能做一省的生意；看得到天下，就能做天下的生意；看得到国外，就能做全世界的生意。”
早于胡雪岩的沈万三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，而且也是这么做的。当时开放的大气候也给沈万三通蕃搞外贸创造了必备的条件。
其实，从汉代起，我国就有通过海道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明确记载。而元朝自建立以来，东征西战，统一中国后又积极对外扩张，发展成为横跨亚欧的大帝国。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，其海外贸易也在前代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，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前代。
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，当元军取得浙、闽等地后，元朝政府就沿袭南宋制度，在泉州、庆元（浙江宁波）、上海、澉浦四地，开展海外贸易。由于政府的积极提倡，海外贸易在改朝换代时没有受到影响，而且还有所发展。
在忽必烈统治的末年，曾一度“禁商泛海”。但成宗即位（1294年），立即取消了这一禁令。后来又宣布“禁商下海”，开了禁，禁了开，前后共反复了四次。一直到元朝灭亡，没有再发生变动。每次取缔后不久就被迫重开，说明海外贸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元朝时的对外贸易港口，最多时有泉州、庆元、广州、上海、澉浦、温州、杭州等七处，但到了元末，只有泉州、广州、庆元三处。在这些港口，元朝政府设置市舶提举司（简称市舶司），管理海外贸易事宜。
元朝的市舶制度大体沿用了宋朝的旧制。至元三十年(1293年)，在原南宋市舶官员参与下，正式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。主要包括：市舶抽分抽税办法，舶船出海手续，禁运物资种类，市舶司职责范围，以及外国商船的管理办法等等。通过这些法则，元朝政府就可以严密控制海外贸易了。
所以，出海贸易的船只、人员、货物，都要经市舶司审核批准，发给公验、公凭，才能出海。而且市舶官员在开船时还要检视一番，严禁违禁之物如金银、兵器、粮食等出口。
还有，船只出海后只能前往申请前往的地区贸易，在出海贸易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返回。等船只进港靠岸时，又要搜检一番。
所有返港船只货物都要抽分。开始时细货（珍宝、香料等高级商品）十分抽一，粗货（一般商品）十五分抽一。延佑元年（1314年）改为细货十分抽二，粗货十五分抽二，加了一倍。抽分之后，还要交舶税，三十抽一。经过层层盘剥后，才允许贩卖。如果违反了上述任何一项规定，轻则没收船货，重则处罪判刑。
即使这样，出海贸易获得的利润还是远远大于在国内倒买倒卖。所以沈万三为了赚大钱，决定走通蕃搞外贸这条路。
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，称为舶商，舶商户中有不少自己拥有船只和雄厚资金的大商人。此外，还有许多中、小商人，他们无力自备船只，只能充当有船大商人的“人伴”，“结为壹甲，互相作保”，下海贸易；或是在舶船上充任各种职务或“搭客”，捎带货物，出海买卖。
沈万三自然不屑于做大商人的“人伴”，他要成为真正的舶商。这就需要做好搞外贸的第一步——搭建人际关系平台。
自从张士德死在朱元璋的地盘——应天后，张士诚一怒之下归顺了元朝，找到靠山的他又可以过安逸的生活了。有什么事情有老大哥顶着，他作为小弟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。不过，在苏州还是张士诚说了算，沈万三凭借自己在全国各地形成的商业网络，货源自然不是什么问题。关键是要和南洋那边搭上关系，否则贸然到了南洋，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做买卖啊。
这天，沈万三来到一家茶馆想碰碰运气。茶馆是人们歇脚和闲聊的地方，可以探听到很多有用的信息。所以，沈万三经常光顾这里，成了这里的老顾客。
“沈老板来啦？请上座。”店小二热情地招呼着。
沈万三没有去雅间，而是选了一个靠窗户的地方坐了下来，他不是舍不得花钱，而是这里便于从来往的茶客中搜寻自己的猎物。
一个南洋人走了进来，在离沈万三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，开始品茶。说实话，沈万三以前还真没有和这种人打过交道。不过，他还是凑了过去。
“南洋商人？”
“沈大老板，鄙人曼苏罗。”
想不到这个外国人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，这下沈万三不用担心语言沟通问题了。
“不敢当，沈某只是一个小商人而已。”
“谦虚了，天下谁不知你沈万三的大名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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