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吃吃喝喝就过去了。
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这年算是正式过完，京师大学堂、崇实中学、院内的小学堂都先后开学，孙元起又开始了三个学校来回奔波的生活。
商务印书馆的客人在送别的时候，“建议”孙元起加快编写教科书的速度，因为现在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化的教材，孙元起这一套算是开了先河，各类中、小学堂反应强烈。这时候，对后继教材的需求就有一定的迫切性，毕竟学生一年一年地在成长，时间不等人！
孙元起也觉得，既然自己有能力让现在的学生接触更新更好的教材，为什么不努力一些，影响和改变更多人的人生呢？毕竟，这种影响和改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如今，寄给《Science》的论文还没有回音，学界对于论文的理解和消化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利用这个时间，加上崇实中学三年级那些新拜师的学生，编写教材的速度应该可以达到商务印书馆的期待值吧？
自从过了年，孙元起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。因为过了春节，就是庚子年，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便爆发于此年，最终导致了“庚子国变”。
本来，孙元起也不太关心政治，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，那个层面的东西离自己的生活实在太远。但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全民的运动，尤其是在华北地区，它更是波及了上至皇帝、太后，下至平民百姓的大部分人群，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。从长远角度来说，它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。孙元起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，自忖难以在这场运动中获得一个明哲保身的机会。
作为一个理科生，孙元起对义和团运动的了解，只局限于前世中学历史课本所描写的片段，间或夹杂着《神鞭》等影视作品的描述，觉得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反帝国主义战争”。印象中，前世中学历史课本上有一面义和团的三角旗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——“扶清灭洋”。
在以前，或许他会和其他人一样，同情义和团，仇视洋人、仇视外国传教士，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。但自打来清朝以后，先后接受康格先生一家、丁韪良大人、卢瑟福等人的帮助，觉得洋人和中国人并没有两样，都是既有坏人也有好人的。“灭洋”，就是杀光洋人，那么康格先生一家、丁韪良大人都属于被消灭的对象。这样对么？
而且，自己呢？中国人最清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道理，而且比起恨洋人，更恨“汉奸”“二鬼子”！自己在旁人眼中，毫无疑问属于“二鬼子”吧！所以自己现在的境遇，就像温水中的青蛙，在不经意间，一步步逼近死亡。
对死的恐惧，对生的渴望，迫使孙元起不得不关心眼下的局势。春节之后，每天他都会让老佟出去打探消息。老佟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还是八旗子弟，在京城五城九门，绝对的一个“地头蛇”，出去转一圈，见几位熟人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北京城的大风小事，便门儿清了。
最初，老佟对于这项“业务”还很是好奇，不知孙先生有何打算。只见他每日给自己一点零钱，让自己出去打探消息，然后回来说给他听。便开始乱猜：这是孙先生想听着解闷呢？还是想打听什么事儿呢？难道是怕自己闷着，给自己一个消遣的法子？
不过，孙元起对老佟确实没说的，供吃供喝供住供花销，还免费给他教孙子。孙元起吩咐他去打听消息，问都不问，就出门了。这样，每天孙元起都能听到清末版新闻联播：从太后懿旨，到军机纠纷；从水旱灾荒，到柴米油盐；从京剧名角，到青楼头牌……
如是半个月，孙元起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。孙元起只好指示老佟打探的大方向：最好打听一下北京人最近有什么大的活动，比如，有没有人结社集会、组织练拳什么的。
果然，在农历二月底（西历3月底）的时候，老佟回来告诉孙元起一个不起眼的消息：在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内，出现了一个义和团坛口。
听了这个消息，孙元起浑身一激灵，感觉有冷气从脚底直冲头顶：看来，历史还是固执地按照剧本往前发展啊！当下，连忙指示老佟：一定要注意打探这方面的消息！
老佟不明白孙元起为什么要关注这方面的事情，不过看孙元起一脸凝重，知道这事儿恐怕不像自己想象那么简单，所以干脆地答应了。
又过几天，老佟回来时，手里捏着一张纸，急急忙忙来物理讲习所找孙元起：“孙先生，您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孙元起急忙接过来，一看，却是一张揭帖，上面写着：“最恨和约，误国殃民，上行下效，民冤不伸，原忍至今，羽翼洋人，趋炎附势，肆虐同群……”连忙问：“老佟，这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老佟顾不得喘匀气，就达到：“从西什库教堂的墙上揭下来的！据说，现在北京城的教堂上都贴了这个，据说三月底要与教堂为难，还说，要杀尽洋鬼子呢！”
孙元起的脸色有些发白。
旁边的学生听到声响，都围过来。刘斌是直隶人，似乎对孙元起手里的那张纸很熟悉：“哦，先生，您拿的不是义和拳的揭帖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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