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建华同样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只是比王金贵晚一期。
为了能吃饱饭，撤退至富国岛的几万老兵，在几个将官组织下绝食抗议。人都快饿死了，再绝食不是死得更快吗？
他看不下去，带着一帮兄弟跟法军大打出手。结果架打赢了，军装也被扒了。
忍气吞声的那些人随“海上苏武”去了台湾，他因为公然抗命、藐视长官被开除军籍不在撤台名单之内，同王金贵等为了老婆孩子能吃饱饭先脱离军队的人一样滞留下来。
虽然被开除时才少校军衔，但好歹也参加远征军去过缅甸，当排长、连长时带着兄弟们跟小鬼子干过，甚至去印度兰姆伽接受过美国顾问培训。
当保镖待遇再高还是保镖，哪有带兵来得痛快。
大少爷要拉军队，要干大事！
他不愿意碌碌无为一辈子，越想越激动、越想越兴奋，流露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。王金贵没他这么冲动，低声问道：“侬人？”
他来自东北，对越南本来就不熟悉。
随黄杰撤到越南后一直像犯人一样被法军软禁，后来脱离第一兵团又一直在南部颠沛流离，不知道或不清楚侬人很正常。
李为民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茶，侧身笑道：“钱先生，您学识渊博，您给王先生和古先生介绍一下吧。”
“乐意之至。”
思想不激进，只是想自保，完全把华侨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这才是越南华侨应该做的。钱新霖极为认同他的主张，感觉他要做得比自己之前所做的更有意义，指着地图如数家珍地介绍道：
“所谓侬人，其实是讲客家话的汉人，细算起来有好几支，迁入安南（越南）的时间也不尽相同，有17和18世纪从钦州、廉州、防城、灵山一带移居过来的。其中一些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，失败后遭到清廷的镇压驱逐，于1849至1863年间，被迫迁到海宁地区（今越南广宁省）。
有明末清初，客家起师抗清，客家人兵败逼迫迁移的；有一部分是从广东东部和北部迁到中部及南部滨海地区的，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远迁至北仑江以北的海宁地区，成为海宁地区的原居民，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。”
古建华惊叹道：“来越南这么长时间？”
“是的。”
钱新霖笑了笑，接着介绍道：“1885年，黑旗军刘永福大败法军，可昏庸的清政府却签下丧权辱国的‘天津条约’。条约规定以北仑江为界，将江南地方划归越南，原居住在海宁的中国人也随地而归越，1893年正式沦为法国殖民地。
日本投降后，法国人重返越南，海宁地区相继被收回。
法越当局随即进行人口调查，登记居民‘职业’等内容。海宁的中国人在填写‘职业’时，均报称‘耕农’。鉴于他们所居住地按‘天津条约’已划为越南领土，法方继续称作‘中国人’不太合适。
并且他们不懂越南语，其语言、文字、习俗、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纯中国汉人式的，因此又不能称其为越南人。最后，法越当局认定他们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之一，以其务农种地‘职业’为依据，称之为“农人”、“农族”，并又因习惯书写为人字旁的‘侬’，渐渐变成了‘侬人’或‘侬族’，这就是‘海宁侬’的由来。”
王金贵恍然大悟，不禁叹道：“原来他们跟我们同文同种，跟我们一样是汉人！”
“不仅仅他们。”
钱新霖接过阿才递上的烟，微笑解释道：“其实越北侬族有两支：一支是他们，一支是壮族的分支。迁至越南后又分出许多支系，比如岱人、拉基人、布标人、高栏人。他们与侬人关系密切，尤其岱人，语言风俗习惯与侬人基本相同，其主要区别是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迁入越南的称为岱，18世纪以后迁入越南的称为侬。”
战死沙场的丈夫就是一个侬人，阮明秀对侬族非常了解，低声补充道：“海宁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习俗，与西堤客家人唯一不同的是，侬人素来奉祀东汉马援伏波将军，每年正月初六都要参拜伏波庙。
另外现在侬区不全是侬人，有许多撤退至越南的国军溃兵，许多逃到越南的内地难民。他们与侬人一起生活，相互通婚，已经分辨不出来了。所谓侬人，也只是法国人和南越人对他们的称呼。在北越没有侬人，只有‘唐山佬’，只有中国人。”
有国军溃兵就可以收编！
大少爷有的是钱，像大少爷一样有钱的华侨巨富堤岸没三十个也有二十个，拉一支队伍，养两三万人的军队很轻松，反正越南山头林立，不在乎多一个华侨军阀。
古建华热血沸腾，不知道李大少爷有一个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的稳妥方案，急切地问：“钱先生，他们有多少人，有多少兵，有多少条枪？”
钱新霖回想了一下，不缓不慢地说：“包括侬人、岱人在内，整个越北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中国人不低于30万。至于军队，现在有两个师，全是黄亚生将军的部下。”
“黄亚生，好像听说过。”
提起黄亚生，阮明秀不由地想起丈夫，黯然道：“黄将军出生于海宁，早年赴法国陆军军官学校进修，毕业后留校任教官，后派回越南，在法越军队服役。日军进驻越南后，因处境困难，他与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联系，经同意率部撤入广西十万大山，与国军一起开展游击战，日军投降后率部重返越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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