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圣诞节前夕，天气冷得不象话，我又和几个朋友在奥维小区的某个临街越层门市里喝酒。和我一起的有五个人，张琛、王易、邵科、高康和刘仲。这六个人中，除了我刘仲，其他人都算得上是有为青年。其中王易、邵科和高康还都是通美术通音乐的强人。那时他们还没离开过家乡，都在各自忙着一点生计。只有在周末晚上闲暇，几个人凑几十块钱，随便买一点羊肉小白菜，张琛从家里把电热锅拿出来，在旁边小卖部要一箱啤酒，把一台二手的PS游戏机当CD播放器，一群人才会畅快地侃上一晚，累了就随便找张椅子沙发一躺，醒了就继续打游戏***喝酒，一直到周日晚上才各自散去。
那天晚上我们谈的是画漫画和写脚本，这些人写东西最勤快的是我，画东西最勤快的是高康，样样都通的是王易。我们谈到当时少年作家的脚本之后就开始跑题，一个个各自说起自己想写的故事，大声发表意见，高康和王易还激烈地争论起来。我觉得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欧文·斯通在饱含热情地彻夜写作《渴望生活》。数年之后我明白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梵高死了，欧文·斯通发了大财。
买来的羊肉片吃到一半，一箱酒已经见底，我想起龚磊没来，转身问了张琛一句：“磊子哪去了？”
张琛叹一口气，说：“照顾家里生意，他爸上个礼拜车祸，半边身子还不能动呢。”
大家都知道龚磊家开的是日用品批发店，房子在市中心地段，一天24小时一分一秒也不能缺人。
一提起这个话题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我想了想，小心地建议：“吃完饭去看看磊子？”
这些人没哪个不是一贯穷惯了的，也都知道生活的艰辛，纷纷表示同意。既然要去看人，也就不再继续喝了，几个人随便吃了点羊肉，草草把东西收拾好就上路了。
从奥维小区到龚磊家要跨半个城市，我们选择了打车。
六个人打一辆车已经是我们支出的极限，北方城市12月底的夜晚深沉而阴冷，我们六个人站在街头不时说点冷笑话，互相嘲笑，就是没有出租车肯停。这座城市治安一直不好，司机见六个面露凶光的半大小子在那拦车，多半是能逃多远有多远。我们只能祈祷有个不怕死的让自己撞上。
等了快半个小时，终于有个司机肯停下来。邵科在这些人里面相最好，上前跟司机打了个商量，六个人你推我我抱你的挤上桑塔纳，刘仲从兜里掏了一张皱皱巴巴的五块钱放驾驶台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回来他肯定没钱了，得看其他人的。
不管怎么说，出租车把这些身体挤成U和L型的人拉到地方，司机都没多看这些人一眼，飞也似的驾车跑了。留下我们几个站在原地伸胳膊踢腿，估计再挤一会就都成Z了……
龚磊家很好找，门市房和住处在一起，从街口数过去地六个档口，叫“鑫源日用批发”，我们以前也常在这喝酒，每天晚上龚磊父亲就拿一把二胡在那咿咿呀呀地拉起来，暮色中我们听着二胡独有的凄凉声，这街头的一切便都看起来有那么一点悲凉了。
推开门进去，我们几个看见龚磊正往外搬一箱洗发液，李坤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把货架上的一箱洗发液摆正。
邵科二话没说，挽起袖子就过去帮忙了，我们几个也猛然醒悟，一个个都动起手来，原本得干一个多小时的活没20分钟就干完了。
龚磊给大家搬来凳子，打了盆热水洗手。
我们在店里坐定他才问：“你们几个怎么来了？”
“没你吃饭不香。”张琛给李坤扔了只“红河”烟。李坤是龚磊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家里是养车的，比较有钱，正打算明年结婚。
“别恶心我行不行？”龚磊嘴上这么说，看起来确实是很开心，“你们没吃舒坦吧？晚上我请你们。”
高康和王易伸手把龚磊拦下了，这会谁都可以说自己穷，却没一个人敢在龚磊面前说自己最穷。
“别，别，我们刚吃的想吐，你饶了我们吧。我拿了几张电影，你把VCD搬出来吧。”
龚磊心领神会，看看外边天色确实很晚了，去把大门关上。不一会，电视里传出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的呻吟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学习时刻”了。事实上这个屋里除了李坤之外基本上都是处男，一个一个充其量理论一下。不是说中国人的性知识有七成都是从A片里学来的么？我看这话没错。
看A片不影响我们的交谈，反正电视声音没开大，刘仲和王易在那说着女主角的身体优劣，我和邵科翻着过期的香港杂志，在二手14寸SONY电视前打《寄生前夜》，张琛、李坤、高康和龚磊则围在一起讨论最近赚钱的辛苦。
此时已过半夜，门外的风呼啦啦吹起来，带着尖啸和厉号，屋里是一片暖洋洋的景象。我们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砸门才急忙收起东西，几个人各自回家。
早上的街头非常冷，我们又找了一辆不要命的出租车，打车回到奥维小区，也就是我正在帮人看的店。哥几个把大门一锁，倒头就睡。这样的日子从年初到现在，一直未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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