毫无疑问，刘和选择在大饥荒之后的第一年举办农博会，在时间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此时，民心思稳，人人渴望家中有余粮，所以对于农事生产方面的任何消息都会特别的关注，也更加容易接受。
若是放在年景好的时候，官府要想推行一种作物或者一种新式的耕种方法，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力气，而现在却用不着如此的费时，不用官府鼓动和催促，老百姓们自己就会比较和打听，然后选择耐旱、防虫、高产的作物来耕种。
熙熙攘攘的农博会还在举办当中，出席过开幕式的刘和却一头扎进自己在蓟城的书房，将大部分的心思用在了货币改革上。
早在初平三年，因为刘和的建议，幽州、冀州和兖州等地便开始采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铜钱，尽管后来刘和与公孙瓒、袁绍等势力互有攻伐，但这项利人利己的协议依然顽强的保存了下来，眨眼之间居然在北方执行了十年之久。
当时袁绍、公孙瓒等人为了对付刘和，曾经暗中联络曹操和袁术势力，打算用一批劣质的铜钱扰乱幽州的铜钱市场，结果他们很快发现幽州的铜钱市场没有混乱，反倒是自己地盘上物价飞涨，劣质铜钱遭到商贾和百姓的强烈抵制，甚至一度动摇了他们的统治根基。
虽然在货币市场上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，但显然袁绍和公孙瓒等人不是学金融管理出身，他们除了会偷偷摸摸铸造一批劣质铜钱之外，别的手段却是有限，所以根本无法动摇早有准备的刘和。当时刘和为了对付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，专门让田畴派了一批人分散在安平国信都交易市场附近，每天盯着各个方向流动过来的铜钱，一旦发现劣质铜钱，便马上通知幽州的货商，这些货商便拒绝与使用劣币的其他州郡货商进行交易。
一方面，幽州的货商使用优质的铜钱，所以在市场上大受欢迎，可以轻松购买到所需的货品；另一方面，别州制造的劣质铜钱无法购买到幽州生产的优质货物，商人和百姓怨声载道，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本州的钱监。这样过了没有多久，袁绍和公孙瓒等势力便收敛了暗铸劣钱的行为，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约定制造相同重量和成色的铜钱。他们当时如果不按照刘和的步子走，那就会失去自己地盘上的货币控制权，而铸造优质的铜钱虽然赚得少了，但好歹还有一些赚头。
刘和之所以能凭借一州之力便能力敌袁绍、公孙瓒、曹操、袁术等势力的联合挤兑，却是因为他不停地在北方跟胡人打仗，抓了许多强壮的俘虏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他赶进了矿山之中采掘铜矿，所以可以持续地铸造铜钱。
当然了，若是当时挤兑刘和的是整个大汉其余十二州，那以刘和掌握的采铜速度，也是难以抵挡的。货币战争，说到底还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，不可能仅凭一些金融手段就能让形势和局面来个惊天大逆转。就像后世的某国，便是依靠国际霸主地位来维持他的国家货币成为全球货币。
这十年之间，因为北方的百姓使用了统一大小和重量的优质铜钱，所以尽管战事频仍，但北方的物价却没有太大的波动，甚至在两次大旱和灾荒的年景，粮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资的涨幅也没有超过两倍以上。
《大汉时报》创办之后，曾经特别刊发了几期有关货币发行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方面的文章，中心大意就是货币是官府信用的象征，一个负责任的官府绝对不会以次充好、以少充多，把铸造货币作为搜刮百姓的工具。普通民众看了这样的文章，只是似懂非懂地知道了“官府信用”这个词汇，但稍微懂得经济民生的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，便能意识到掌握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。
袁谭在并州已经蹦跶不了几天，在整个大汉北方即将迎来和平稳定的局面之前，刘和一直在酝酿的货币改革终于开始启动了。
在刘和的计划之中，这场货币改革将采用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渐地改变，而不是像汉武帝改革币制和王莽改制时那样贪婪和激进。
西汉初年直到武帝年间，国家没有出现大的持久灾荒动乱，政府政策稳定，土地赋税较轻，经济持续发展，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。武帝初年出现了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不可校；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；仲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”的富足景象。
汉武帝正是在前所积累的财力物力的基础上壮大国威，北驱匈奴，朝鲜，南逐吴越。由于战事频繁且规模庞大，战争耗费、军功赏赐、安抚降者花费无数。加上水患不断，黄河决堤达十余次，改道五次，中央财政入不敷出，于是有输粟补官、除罪之法，吏治选举日趋驰废。
为了解决财政困难，汉武帝开始改革币制。他首先向诸侯王下手，制造了一种皮币，要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必须使用皮币。一张皮币面值四十万钱，然而实际上根本不值这个数字。这样实际上是使用国家强制手段逼迫诸侯王出钱充实国库，不然就会失爵失国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汉武帝手握砍刀逼着诸侯国出钱，只不过拿出皮币来充当遮羞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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