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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牧收编流民，蒙轲只是冷眼旁观，也不插手，而霍胜等人更是当作笑话看。在他们看来，秦牧又是教技击，又是拉练，就象小孩子过家家。
象秦牧这么练，全是些花架子，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。
秦牧也不管他们怎么看，其实他开始练的主要是体能，以及团体协作能力，多采取后世军中的一些训练方法，比如一百人每天要绑着沙包行军，或两个人扛着一跟木头行军什么的。
霍胜等人大概没见过，觉得他这是花架子很正常。秦牧也不刻意去拉拢他们，别人现在连瞧都瞧不起你，你凭什么去拉拢人家？
这一路过去，霍胜等人每天惬意地看着，秦牧与那一百人则是累得要死要活，秦牧一个书生，竟与那一百人同吃同练，而且还咬牙坚持下来了，以他的体质，要比那一百壮汉付出更多的毅力才能。
光是这一点，就让霍胜、崔锋等人不知不觉对他收起了轻视之心，正所谓有志者，事竟成，有这等毅力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。
快到南昌时，北边传来了张献忠攻破黄州、麻城，并在麻城招募得数万人马，声势大壮的消息。
蒙轲、霍胜一干人看向秦牧的目光一下子就变了，象看怪物一样看着他。
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？
或者是秦牧与张献忠暗中有勾结，提前得到了张献忠的进兵路线？
还是秦牧真能未卜先知？
不管如何，秦牧无形中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。
秦牧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径直进南昌各个衙门拜见上官。
大明朝的地方构架有些复杂，名义上布政司、都指挥司、按察司是一省最高的权力机构，一个管政，一个管军，一个管司法，三者互不统属，相互牵制，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地方官员权力过大，威胁到中央的统治。
但进入明朝中期之后，地方上吏治逐渐败坏，民乱曾多，这种三权分立的地方构架因事权不一，相互推诿扯皮的问题就突显了出来，于是朝廷会经常往有事的地区派出巡抚，总领一省、甚至几省军政，事了还朝。
随着中后期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，事情越来越多，一些巡抚派出好几年也没能把事情处理完，比如当年王阳明巡抚江西就达十年之久。渐渐地，抚巡就成了常驻地方的中央机构，他直接架空了原来的布政司，都指挥司、按察司。
但巡抚权力太大，不能不制衡，这又出现了总兵和巡按监察御使衙门，用于制衡巡抚。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机架重叠。
秦牧拿着朝廷的委任文书，在南昌城里转得晕头转向，好在各个衙门的主官知道他出自韩赞周举荐，虽然秦牧没有送礼，也没有太为难他。
搞定南昌一大堆衙门后，接下来便要赶往赣州府了。
会昌县是赣州府治下，赣州知府将是秦牧的顶头上司，常言道县官不如现管，这个顶头上司更须慎重对待才行。
在南昌城里，秦牧便开始打听赣州知府杨廷麟的为人秉性了。
杨廷麟，字伯祥，崇祯四年进士。其性勤学好古，闻名翰林，充讲官兼直经筵，与黄道周、倪鸿宝并以文章节义名天下，称为“三翰林”。曾授以兵部职方主事，赞卢象升军。
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兵进驻巨鹿的贾庄，仅剩五千残卒，已断粮数日。派遣杨廷麟求助太监高起潜于鸡泽。高起潜置之不理，卢象升军中大哀。
杨廷麟在保定往真定路上听闻卢象升全军覆没，放声大哭。当时朝中内阁首辅杨嗣昌本与杨廷麟不和，以为杨廷麟亦死，及闻杨廷麟正好奉使在外，怅恨久之，再贬江西。
杨廷麟到江西数年，因治理地方有功，升赣州知府。
这样一个人，想玩些花哨手段应付是不行的了，必须拿出点真才实料来。否则摆不平这个顶头上司的话，有些事情会很麻烦，还没等你成气候就恐怕就被打成叛贼了，那来会昌也就失去了意义。
从南昌沿着赣水一路往南，沿途难民有逐渐减少的趋势，但劫道的毛贼反而更多了，这与江西的整个地形有很大的关系。
江西是因唐玄宗时设江南西道而得名，江西省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，东西南三面环山，中部丘陵起伏，成为一个整体向北面鄱阳湖倾斜的巨大盆地。
越往南走山地越多，南部是极佳的落草之地，山势起伏，却又物产丰富。
江西所处的战略位置更不待言，南扼两广，东连福建，西接湖广，但因山势阻隔，四面又难对它形成合围之势，一但在赣南站稳脚跟后，向北一俯冲，拿下南昌这样的重镇后，就可以顺江而下直逼吴越，则江南半壁尽入囊中矣。
后世***是湖南人，却跑去江西起家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老人家的战略眼光无须怀疑，放眼古今能与他比肩的还真不多。
若是第五次反围剿由他老人指挥，红军不至于被迫长征的话，再经几年发展，太祖很可能就直接拿下南京了，因为从地形上来说，江西一失，则江东必不能保。
而秦牧此去会昌，与相邻的瑞金，可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，在后世有红色故都之称。嘿嘿，有首歌似乎是这么唱的：****”怎样说阿佤人民怎样做跟著****”哎跟著共产党，哎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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